近日，来自麻省理工学院、伊利诺伊大学、埃克森美孚的研究人员发表论文称通过在全球能源经济模型中系统地变化关键政策和技术假设，发现在深度脱碳情景中，CDR和国际排放交易是相互加强的，CDR 的可用性大大增加了国际排放交易的规模，而国际排放交易制度的存在大大增加了 CDR 的规模。该研究的CDR仅考虑了BECCS（Bioenergy with 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生物质能与碳捕获和储存）和A/R（Afforestation/Reforestation，植树造林/再造林），这是两种用于减少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技术，它们在碳捕获和存储（CDR）领域中起着重要作用。

论文采用全球经济的多区域、多部门动态模型，即 EPPA 模型，该模型代表了全球所有部门和地区之间的市场互动.该模型预测经济主体在优化生产和消费决策方面的行为，同时考虑可用资源（劳动力、资本、土地、自然资源）、市场价格和现有替代政策（例如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政策），模型考虑了四种主要情景来调查BECCS和 A/R 部署以及与许可证国际贸易的相互作用，所有这些情景都考虑了相同的2°C温度稳定目标（下表）。对于这些方案，CDR 可用性仅指BECCS和 A/R。

NoCDR_NoTrade：BECCS 和 A/R 不可用;没有国际碳交易机制

NoCDR_Trade：BECCS 和 A/R 不可用;存在国际碳交易机制

CDR_NoTrade：BECCS 和 A/R 可用;没有国际碳交易机制

CDR_Trade：BECCS 和 A/R 可用;存在国际碳交易机制

基于以上四种情景的研究发现，CDR 的可用性大大增加了国际排放交易的规模，而国际排放交易制度的存在大大增加了 CDR 的规模。

a 全球范围内交易的温室气体（GHG）排放许可，包括与不包括二氧化碳去除（CDR）的情况；b 全球范围内部署的CDR（植树造林/砍伐森林（A/R）和生物质能与碳捕获与储存（BECCS））包括与不包括国际排放许可交易的情况。每个面板中的嵌入表格是2020年至2100年不同情景下交易的累积排放量（Total CO2 Trade）和去除的总量（Total CDR）。面板（b）中的A/R被定义为净负土地CO2排放量（早期年份的净正土地使用排放量未显示），BECCS去除量（排除了土地使用变化排放量）。

论文发现贸易可以释放 CDR 在各个地区的全部经济潜力。另一方面，随着区域排放目标接近净零排放，只有部署CDR产生负排放，使一些地区能够保持净正排放，才能实现许可证的国际贸易。因此，2020 年至2100年温室气体贸易下的全球累计 CDR 远大于没有 GHG 贸易的 CDR，而部署 CDR 时的贸易量要大得多。虽然在气候政策讨论中使用国际抵消历来侧重于基于自然的 CDR，论文观察到的CDR和许可证贸易之间的相互作用更多地依赖于 BECCS 形式的工程CDR，因为BECCS提供了大部分累积 CDR。

地区差异

论文指出国际排放交易鼓励在 CDR 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尤其是与土地可用性有关）进行更多的 CDR，因此，大部分 CDR 来自几个地区：拉丁美洲、非洲、巴西和俄罗斯。在这些地区，BECCS 或 A/R（或两者）之间的选择主要取决于潜在的累积 CO2实施每个选项的封存和相对成本。

在同时有CDR和国际排放交易（CDR_Trade情景）的情况下，长期来看，最大的抵消购买者是中国、印度、欧洲和美国（下图）。然而，在没有CDR和有国际排放交易的情景（NoCDR_Trade情景）中，中国和印度在本世纪上半叶是排放许可的重要卖家，而中国在本世纪下半叶转变为买家。美国和欧洲仍然是主要买家，非洲是NoCDR_Trade案例中的主要卖家。虽然假设的区域排放上限的相对严格性是决定哪些地区是许可的买家或卖家的一个因素，但其他因素，如土地可用性和区域CDR及其他减排选项的成本，也很重要。作为测试，在CDR_Trade案例下，该研究提高了中国的排放上限，允许在整个世纪内累积排放量增加25%。在这种情况下，尽管中国的排放上限比其他地区宽松，但在整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仍然是碳清除信用的买家，因为来自A/R或BECCS的抵消信用仍然比国内减排选项更便宜。

对于特定地区，购买的许可是通过实际排放量减去排放上限来计算的。a. 包括CDR的交易案例和b. 不包括CDR的交易案例。USA 美国，EUR 欧洲（欧盟+），RUS 俄罗斯，CHN 中国，IND 印度，BRA 巴西，AFR 非洲，LAM 其他拉丁美洲，REA 其他东亚，ROW 世界其他地区。